安徽省社会学会

摘要：产出性老龄化关注老年人口的优势和潜能，认为老年人的“产出”有助于经济、社会、个体及政策发展，但产出性老龄化受制于个体条件、社会观念、参与机会及政策设计等因素，为此，应努力破除年龄歧视、提升产出能力、创造参与机会、完善政策制度。面对老龄社会的挑战，产出性老龄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范式。

Abstract: Productive aging concerns on the strength and potential of elderly population. It thinks the old man’s output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ety, individual and policy. However, productive aging is affected by individual conditions, social values,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design. Therefore, we should strive to eradicate age discrimination, promote the productivity, create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ies and improve policy system. In a word, productive aging is a new perspective and a new paradigm, while we face to the challenges of aging.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多重挑战。正因如此，早期的相关研究往往从“问题”视角切入，将老龄化定性为“危机”和“挑战”，以突显“人口革命”的严峻性。与之相应，老年人常常被贴上“依赖者”标签，同样，晚年期也被赋予了退化、丧失、脆弱等负面意义。对此，学者格根夫妇曾非常尖锐地批评说，1960至1990年代之前是老龄化的“黑暗时代”^[1]。

从“问题”视角解读老龄化固然能够引起人们的警觉，但又可能遮蔽了老龄化自身的建设性，进而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取向和老年福利体系的建构。20世纪后期，在积极心理学、后现代思潮、社会发展理论的影响下，传统老龄观趋向式微。随着“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等新概念的提出，老龄化研究逐渐开辟出了新的向度。产出性老龄化也出现于这一时期，其旨在推动老年人口的潜能转化，从而为老龄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范式。

虽然产出性老龄化近来已引起学界关注，但总的看来，目前国外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尚比较有限，而在国内，产出性老龄化还是一个知晓度很低的“新术语”。基于此，本文将围绕产出性老龄化的基本理念、正向功能、制约因素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分析产出性老龄化的推进之策。我们认为，在“福利多元主义”、“社会投资”、“人文发展”等理念受到广泛认同的当下，产出性老龄化为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向，值得学界予以关注并深入研究。

产出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也称“生产性老龄化”，由美国学者巴特勒最先提出。产出性老龄化一般被界定为“老年人参与有报酬的或无报酬的商品生产或服务供给的活动”^[2]。可见，产出性老龄化倡导老年人参与社会，认为老年人可以通过提供各种有偿和无偿活动扮演产出性角色。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老年人的“产出性”不只体现为社会和他人服务。在他们看来，老年人的自我照料、自我成长等行为也有助于降低脆弱性，也是对家庭和社会的间接贡献，因而也具有“产出性”^[3]。由此，产出性老龄化就涵括了两个面向的活动：一是“外向性”活动，包括继续就业、做义工、照料他人。二是“内向性”活动，如继续学习、发展能力、自我实现等。当然，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事实上，产出性老龄化常常是两类活动的复合体，并在此结构中实现产出。

作为一种新的理念，产出性老龄化反对依据生理年龄将老年人界定为“依赖者”或“非生产者”，认为步入老年期的人口不仅拥有时间资本，也拥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只要加以转化和利用，老年人就能够成为具有“产出性”的人。可见，与“问题”视角不同，产出性老龄化是从“优势”视角看待老年人和老年期的。其认为人口老龄化虽然带来了压力与负担，但也蕴含着财富和资源。下表比较了产出性老龄化与传统老龄观的不同。从中可见，产出性老龄化对老年期、老年人、晚年生活及人际关系做了不同于传统观念的阐释。产出性老龄化视角下的老年人是自主的、有能力的、成长的，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活动，获得更积极的、有希望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对于个体而言，产出性角色的实现可以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过程，其并不因退休而终止。

传统老龄观

产出性老龄化

老年期无望的、缺乏机会的、等死的有希望的、积极调适的、享受生活的

老年人失能的、无用的、退化的、脆弱的有能力的、自主的、学习的、成长的

晚年生活社会脱离、缺乏活力的生活风格社会参与、积极的生活风格、关注多

关注单向度的生活质量向度的生活质量

人际关系消极的、依赖的、接受的积极的、给予的、互惠的

进一步说，产出性老龄化之所以将老年人的“优势”作为分析的起点，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老”的认识与传统老龄观截然不同。传统上，人们常常将“老”定义为衰退和失能，因而认为老年人应当从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中“撤离”，采取与生理年龄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和生活风格。其要求家庭和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照顾和保护，主张通过发展社会福利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卫生保健及照料服务，因此，人口老龄化的结果就必然是消费性老龄化（consumptive aging）。与之不同，产出性老龄化的倡导者认为，“老”是被社会建构的，将“老”视为“问题”不利于老年人和社会的发展。他们指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老”是可以延后的，甚至可以是比较健康的，因而个体的年龄与产出性并非高度相关^[4]。如此一来，“老”就不再只是消极的生理后果，它也可以成为能动的产出过程。

产出性老龄化的提出，“使人们的视线从狭隘的生物医学转向了老龄化的进程”^[5]。与之相应，老年人的工作能力、生活经验和闲暇时间作为可资利用的资源就成为了关注对象，老龄化作为人口演变的自然过程也被赋予了积极功能。

对于个体而言，老年人继续就业、从事农业劳动或个体经营等活动，可以增加老年人的财物收入，提升其自养能力和晚年生活质量。对于家庭而言，老年人从事有酬工作，既有助于降低其对亲属的经济依赖，又可以增加家庭的资本存量，使家庭的发展拥有更为稳定的生计基础。对于政府而言，老年人从事经济活动往往意味着职业生涯的延续，因而对于减轻社会转移支付压力，促进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也具有正向功能。因为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算，退休年龄每延后1年，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0.6-1个百分点^[6]。可见，只要对退休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产出性老龄化就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此外，老年人从事志愿服务、非正式照顾等也有助于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支持作用。正如澳大利亚“长者协会”在2009年的报告中所宣称的那样：老年人对GDP做出了贡献，因为，如果把他们提供的无偿照顾儿童和残疾人的工作交给付薪人员去做，每年的经济成本将高达48.11亿美元^[7]。

对于老年人而言，参与社会、服务他人的过程同时也是能力和价值的实现过程。作为结果，老年人既可能获得一定经济回报，也有机会获得社会认可、拓展社会资本、发展个人能力。因此，产出性老龄化除了能够带来经济收益外，还有助于维持老年人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树立老年人正面的社会形象。既有的经验研究一再证实：参与志愿服务项目，增加了老年人的参与感，改善了自我功能，增加了其对生活的期望，并使之拥有积极而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抗逆力”^[5]。而且老年人参与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离群索居对身心功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促进了健康老龄化。正如Kaye和Butler等人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产出性活动使美国老年人的残疾率明显降低，老年人对健康状况的自评情况更趋积极^[8]。此外，对于家人和他人而言，来自于老年人的行动支持、经验分享等，可以激发更积极的情绪体验。老年人的自我照料、自我实现也有助于缓解照顾者的身心压力。

在社会层面，产出性老龄化的正向功能包括：其一，将老年人视为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可以为社会建设注入更多的发展动力。其二，老年人运用知识和经验，发挥专业和特长，可以补充社会服务之不足。例如，我国自2003年以来实施的“银龄行动”，就组织了许多退休医生、教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提供义诊、支教和科技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服务需求。其三，老年人参与社区建设，从事公益活动，可以促进社会团结与社会信任。老年人照顾家人、关爱他人，也有助于增进代际和谐，推动利他精神的传承。例如，美国“老人团”推出的退休老人志愿服务（RSVP）、寄养祖父母方案（FGP）和长者之友（SCP）等项目就因社会效益好而受到联邦政府的表彰，其成功经验已被写入2009年颁布的《肯尼迪服务美国法》中。其四，产出性老龄化维持了老年人与社会的联系，因而有利于防范对老年群体的社会排斥。而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获得“可行能力”也有利于增进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包容性，进而有利于社会质量的提升。

对于全球正在经历的“人口革命”而言，产出性老龄化也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积极视角，即推动老年人参与社会，发挥能力，以提升个人福祉，并为家庭、社区和社会做出贡献^[9]。也就是说，适当运用政策工具推动产出性老龄化，将有助于老龄社会的继续发展。事实上，近来一些发达国家已在不同层面或社会领域推动了产出性老龄化的实践。例如，为了促进老年人继续就业，OECD国家大都延迟了法定退休年龄，开展老年人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鼓励企业雇用老年人，并针对年龄歧视进行立法。当然，由于老年人就业面临的现实障碍较多，因而各国都将推动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作为产出性老龄化的重点方向。其采取的策略主要有：设计符合老年人需要和特点的服务项目，立足社区开发服务岗位，注重项目示范和制度建设等。同时，各国政府也积极倡导老年人充当“照顾者”，并对非正式照顾予以财政补贴和政策扶持。伴随着上述经济与社会政策的调整，一些国家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有所缓解，老年人延长工作年限、参与社会服务也明显增多，老龄化的产出性效应已有所显现^[10]。

产出性老龄化虽有助于激发社会的产能，并使老年人及其家庭有所受益，但是推动老年人力资本实现产出性转化却并非易事。这是因为，老年人口的潜能发掘必然受制于老年人自身情况及外部环境因素。尤其是那些社会效应较大的“外向性”活动，更需挑战传统观念，更倚赖外在条件的改善，因而所面临的困难也就更多。

日本学者Kumashiro曾提出一个模型^[4]，用以解释影响个体产出性的相关因素：

在此模型中，P（productivity）代表产出性，W（work conditions）代表工作条件，A（ability）代表工作能力，C（capacity）代表功能性年龄所决定的能力，M（motivation）代表参与动机。这一模型表明：工作条件（薪酬、设施、氛围等）、工作能力（知识、技能、经验等）、功能性年龄（健康状况）和工作动力（参与意愿）是影响一个人产出性的自变量。在这一模型中，A、C、M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层面的因素。据此可见，老年人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产出”，会受到知识技能、健康状况和参与动机的影响。换言之，如果老年人拥有较好的能力素质、良好的健康状况和较强的参与动机，则其产出性就高。但如果老年人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其产出性就会受到限制。

社会观念反映了主流社会对老年人的看法，因而会影响到老年人能否参与社会，以及如何参与社会等问题。如果对老年人持消极认识，将其与退化、迟钝、低效等负面形象联系起来，就会产生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如果将老年人视为财富和资源，就会认同老年人的参与能力和社会价值。但从实际情况看，“几乎在所有社会里，年龄歧视都是一项长期未决的问题，老年人在各关键发展领域都受到了歧视”^[11]。年龄歧视建构了对老年人的社会刻板印象，认为老年人应当不事生产、减少社会活动，甚至主张通过强制退休政策迫使老年人进入休闲状态。可见，消极的社会观念会导致对老年人的社会排斥，是产出性老龄化所面临的无形障碍。此外，从性别角度看，传统观念对于女性老人参与社会也形成了更大阻力。正如一项比较研究所揭示的，在保守主义模式、南欧模式、东亚模式中，女性老人的社会参与率明显低于男性，而且即便她们参与了某些社会活动，项目也具有明显的性别色彩^[12]。

从社会层面看，老龄化的产出性无疑会受到参与面或参与机会的影响。这也就是说，老年人是否有较多参与机会，将直接决定产出性老龄化的社会效应。然而，从实践情况看，机会不足已成为产出性老龄化的最大瓶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除了老年人自身缺乏某些有利条件，以及年龄歧视导致社会隔离外，老年人参与社会还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就业领域，尽管发达国家采取了一些促进策略，但面对着就业竞争激烈、原有用人制度和福利体制改革滞后等现实情况，加之人们对于老年人继续就业还心存疑虑，使得老年人延长职业生涯面临着重重困难。而即便是在参与率相对较高的志愿服务领域，也常常因信息渠道不畅导致老年人和服务机构之间不能有效互动。其结果往往是机构招募不到足够的、合格的志愿者，老年人的参与需求也未能实现。此外，非营利组织不发达、工作环境欠佳、缺乏明确的回馈机制等也会对老年人参与社会构成阻碍。

有研究者认为，只有采取国家层面的计划和行动，产出性老龄化的效果才能最大化^[13]。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政府制定政策、推展项目面对的是庞大的老年群体，如果不能有效回应这一群体的需要，老龄化的产出性同样也难以扩展。目前，处于实践中的产出性老龄化已显露出一个缺陷—参与主体的“精英化”，即注重给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提供参与机会。应该说，动员退休专家、老年学者等专门人才服务于社会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仅限于此，产出性老龄化就难免流于形式或成为点缀。事实上，老龄化的产出性应是老年人口的产出性之和。如果政策设计缺乏包容性，就会导致老年群体内部的分化，使普通老年人，特别是面临生存风险的老年人受到排斥，那么，改善处境、发展能力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此外，产出性活动虽有助于缓解老龄社会的压力，但应当明确老年人有权利选择晚年生活方式。如果将社会参与“义务化”，就会让老年人感到，“在生命的尽头，他们仍被市场判断所折磨，而且这种判断还可能成为耻辱和社会控制的新来源”^[14]。在英国，政府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就曾引发游行示威，被指“强制老年人工作”。可见，政策工具运用不当不仅会违背产出性老龄化的初衷，甚至可能制造新的问题。

从理念看，产出性老龄化与近来较为盛行的福利多元主义、积极福利观是相一致的，即造就参与的、有能力的福利责任主体，以激发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就此而言，产出性老龄化无疑是发达国家对福利国家危机的一种应对。然而，尽管当前关于“产出性老龄化”的研究与实践主要出现于老龄化程度深、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福利制度较完善的发达国家，但绝非意味着其与我们无关。因为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发展，21世纪的中国也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15]，并面临社会福利需求不断增多、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大、社会抚养比上升等现实问题。

既然老龄化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那么解决人口老化所伴生的种种问题就是必然的出路。理论上说，推动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但与此同时，老龄化自身所蕴含的积极力量也不容忽视。当然，产出性老龄化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正如前文所言，老年人的“产出性”是多维度的，其不仅有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也有助于老年人获得更健康的、自主的晚年生活和更加和谐的代际关系。就此而言，产出性老龄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价值也具有普适性。为此，我们应关注产出性老龄化，将发掘老龄化的潜能作为努力方向。

产出性老龄化将老年人视为能动的参与主体，这势必与传统社会观念产生冲突。传统观念强调身心老化的绝对性，主张依据年龄分配社会角色，从而建构了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年龄歧视否认老年人的参与能力，生产并不断再生产了老年人的消极社会形象，被有些学者视为产出性老龄化的“主要对手”^[16]。而破除年龄歧视至少应在两个方面展开工作。第一，在观念层面，要解构“年龄”与“产出性”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此方面，可行之策包括：通过权威性的调查研究，评估、认可老年人口的贡献；通过正面的宣传报道重建老年人的社会形象；对产出性老龄化进行理念倡导，等等。总之，不论在何种层面推进产出产性老龄化，都必须廓清认识，那就是，年龄不是产出性的主要障碍，不能决定人们是进入还是退出社会角色。第二，在制度层面，要针对年龄歧视进行立法。从社会权利（Social right）的角度看，年龄歧视无疑侵犯了老年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因而制止基于年龄设定种种障碍，有利于老年人参与社会。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针对年龄歧视出台了相关法律或制度，这一工作应继续推进。

从Kumashiro的模型可见，老年人的工作能力、健康状况和参与动机是影响其产出性的重要因素。据此，增进老年人口的“产出”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主要包括：开展老年职业培训，提升从业能力；提供职业规划、职业介绍、职业角色适应等社会服务，增加参与机会；发展老年教育事业，以改善老年人的知识结构；对老年人开放专业及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将老年人口纳入人才管理体系。第二，推进健康老龄化。对于社会参与而言，健康是一项基本条件，为此，应在推进产出性老龄化的同时配合以健康促进计划。例如，加强卫生福利资源的投递，通过社区干预项目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消除职业环境对老年人的潜在危险等。第三，提升老年人的参与动机。老年人的参与意愿虽受到自身资源条件及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外在的积极回馈也不可小视。正如一些研究所揭示的：政府对延迟退休提供补贴，对于那些寻求扩大退休收益的老年人来说产生了强烈的推动力^[9]。通过各种方式对志愿服务予以褒奖，也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参与率。可见，确立激励机制将有助于强化老年人的参与意愿。

从某种程度上说，老龄化的产出性是参与主体与机会结构互动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如果老年人具有产出能力和参与意愿，而机会结构又是开放的、有载负能力的，产出性老龄化就会增加^[17]。可见，提供参与机会是推进产出性老龄化的又一关键因素。已有的实践经验显示：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各类组织招募老年人，加强政府在理念宣传、项目示范、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作机制，将志愿服务作为重点工作领域等，皆有助于为老年人创造参与机会。为此，今后一方面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延续成功做法，另一方面要不断探索新的参与形式。我们认为，为老年人创造参与条件，要注意关照老年人的特点和需要。相对于中青年人而言，非正式的、灵活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计划更有利于供求双方，因而可以作为岗位开发的重点。此外，还应看到，老年人活动并奉献于私人领域在各个社会均是一种普遍现象。因而推进产出性老龄化可以因势利导，充分肯定老年人在家务劳动、照顾家人、邻里互助等方面的重要贡献，并通过政策扶持鼓励老年人活跃在私域中，采取积极的、有产出的生活方式。总之，开放的机会结构意味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不同的选择，而不是刻意地将老年人引向公共领域。

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推进产出性老龄化的应有之义。在此方面，要强化政府的“能促者”（the enabler）角色，强调政策制度的灵活性、包容性和预防性。具体说来：第一，政策设计应富有弹性，旨在为老年人创造机会，而非限制其自决权和选择权。例如，在就业方面，就可以尝试用“最低退休年龄”制度取代强制退休制度。如此一来，老年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既可以选择“撤离”，并依法取得养老金，也可以继续就业，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和补贴。在产出性老龄化的其他领域，也同样应侧重于鼓励而非强制，以免造成消极后果。第二，政策设计要强调包容性，克服“精英化”弊端。缺乏对亚群体老年人的社会包容会扩大老年人在健康和财富方面的差距，因此，推进产出性老龄化应关照老年群体的异质性。在项目设计时要考虑老年人的多样化需要，尤其应将那些生计脆弱的老年人作为重点对象，以使之获得参与机会和社会保护。第三，引入发展型社会政策，进行“上游干预”。发展型政策理念认为生命历程是前后相继的积累过程，正向的积累越多，个体的能力和优势就越突出^[18]。换言之，如果人们在生命的前期、中期累积的资源越多，老年期从事产出性活动的能力就越强，老年人的自主性就越高。因此，从长远角度看，产出性老龄化不应只关注于老年期，而应通过政策设计干预不同的生命阶段，不断消除发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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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怀娟（1974-），女，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在读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方青（1964-），男，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社会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