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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效应探析
发布时间:2013-8-6 字体大小: 关闭】【打印
生态产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效应探析*
——皖南大公圩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调查
陈 涛*
摘要:生态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利共生,而且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文化效应。在大公圩这样的地域范围内,河蟹生态产业的发展使影响所及人群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社会,即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在这样的地域社会中,生态产业的发展成为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福利、社区生产生活、民间社会制度和亚文化的媒介。以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是对项目社会的理论拓展,揭示了产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议题,其本身也是重要的分析工具。
关键词:项目社会;生态项目;特色地域社会;社会结构;社会文化效应
 
一、导
社会学家关于环境问题研究的论断有: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冲突论”,以“环境—社会”关系冲突论为典型代表;另一类是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相容论”,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典型代表[1]。事实上,不同的论断是关于环境问题不同断面的分析,经济与环境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冲突”或者“相容”。而且,环境问题中呈现的不仅仅是“环境”与“经济”的二维空间,还有“社会”这一重要维度空间。在水环境的研究中,水污染导致的环境抗争、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失调等社会后果已经为学术界广泛关注,但水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对社会的影响则鲜有研究。近年来,笔者在关于河蟹产业发展的研究中发现,生态产业不仅能促进经济与环境的相对互利共生,而且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文化效应。
笔者的田野调查点是江南圩区——大公圩。大公圩是皖南首圩,是在围湖(古丹阳湖)造田基础上形成的,筑圩始于三国时期[2]。20世纪70年代以来,圩区开始利用水资源优势发展河蟹养殖这种特色水产经济。80年代以前,大公圩区域的河网尚且四通八达,水域清澈见底。到了90年代中后期,粗放型“大养蟹”导致养殖水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其中,水质由Ⅱ类、Ⅲ类恶化为Ⅳ类、Ⅴ类,水草和螺蛳等水生资源也被破坏殆尽。在此背景下,河蟹产业遭受重创。自2002年起,通过“河蟹产业振兴工程”、“河蟹产业提升工程”等生态项目的实施,河蟹产业涅槃重生,进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对互利共生的“养大蟹”阶段。从粗放型“大养蟹”到生态型“养大蟹”转型,体现了“环境”与“社会”的互动:(1)地方性知识、现代生态技术与社会组织等社会机制在转型中发挥了关键功能;(2)产业发展起来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效应。关于前者,笔者在前期研究中已陆续呈现,本文对后者即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效应进行研究。
二、从项目社会到特色地域社会
1、项目社会评价与项目社会
笔者关于“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的概念框架得益于对“项目社会”的研究。“项目社会”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项目社会评价或者社会影响评价(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简称SIA)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学术概念。“项目社会”关注项目实施所引起的社会性影响,比如,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等等。
在西方,社会影响评价集中在两个方面。(1)农村社会学家和环境社会学家的学术研究。他们分析的是环境问题和技术问题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后果。比如,Freudenburg[3]从环境社会学角度的研究认为,社会影响评价是科学和政治程序的混合产生物,是对环境退化、技术的社会效应之社会关心增长的结果。社会影响评价也吸收了社会学的其他传统,比如,人类生态学、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社会指数和评估研究。(2)世界银行等国际投资机构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展项目社会分析的重要内容。他们认为,长期以来,项目投资活动仅仅被看做是经济投资活动,而对里面的社会事项关注不够。Cernea[4]认为,所有的“项目”都是一个社会历程(Social Process),而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投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对于促进项目的实施、实现项目负面效应最小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
国内社会学家关于项目社会影响评价的系统研究渊源于他们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贷款项目中所开展的项目社会分析。至今,这一领域仍然是项目社会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陈阿江在研究中直接提出了“项目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评价研究包括社会学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社会学范式的社会评价研究与经济学范式不同,其主题是一整体的社会,即“项目社会”。项目社会虽然与地域有联系,但就本质而言,它并不是某一地域上所有人群所构成的社会,而是在某一地域内,项目影响所及的人群所构成。项目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是因为项目介入后,使相关人群形成了一个有联系的整体社会[5]。“项目社会”对项目的社会影响分析(Social Analysis)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2、河蟹生态养殖项目
在重振产业经济的过程中,大公圩自2002年实施了一系列的生态养殖项目。其中,“河蟹产业振兴工程”、“河蟹产业提升工程”项目是基础,它们不仅奠定了河蟹产业的发展方向,也为后续争取农业部、财政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的科技项目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项目奠定了基础(表1)。
1 大公圩实施的代表性生态养殖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隶属
1
全国渔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
农业部
2
河蟹养殖质量安全控制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
农业部
3
名特优水产品可持续发展养殖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科技部、财政部
4
“特种水产养殖星火科技专家大院”项目
科技部
5
河蟹标准化示范县项目
安徽省
6
“河蟹代用饲料(福寿螺)繁育技术研究”项目
马鞍山市
7
“河沟生物修复与生态养殖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
马鞍山市
8
河蟹产业振兴工程
当涂县
9
河蟹产业提升工程
当涂县
10
水产技术人才提升工程
当涂县
表1所列10大项目只是诸多生态项目中的代表,实际实施的项目远不止这些。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对河蟹产业发展产生了影响深远,更对地域社会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特色地域社会(从非严格的学术层面,可形象地称之为“河蟹”社会)。但笔者这里的社会影响分析是将河蟹产业在整体上看作一个项目,研究产业发展这个大项目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生态养殖项目的社会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下文使用的是产业影响,而不是项目影响。
3、特色地域社会的框架结构
当前,“蟹兵蟹将”已经成长为大产业,大公圩呈现出“蟹天蟹地”的景象。 “河蟹衰,水产衰;河蟹兴,水产兴”,河蟹产业兴衰已经成为水产经济乃至农业经济兴衰的“晴雨表”和“温度计”。同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受河蟹产业影响甚至依赖河蟹产业,这种受影响后的地域社会可看作是一个社会子系统。
本文所说的“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是由特定人群所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有某些文化特征的地域共同体,并由此产生了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具体来说,它是在大公圩这样的地域范围内,生态产业影响所及人群所构成的有联系的地域社会。这里的受影响人群既包括养殖户等具体个人,也包括渔业协会、合作社这样的个人集合体或曰社会组织。在这样的地域社会中,其间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民间社会制度、亚文化以及受影响人群的观念、知识结构的变化,是以河蟹产业为媒介,河蟹产业成为社会子系统运行的核心。
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是在产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宏观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生态产业的社会影响,即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福利、社会制度、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亚文化的变化;二是生态产业对受影响人的环境知识、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本文是对第一个层面即社会维度进行研究。
三、产业影响社会
1、社会结构
生态产业的发展,对大公圩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人口结构(年龄、性别和文化)、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结构受到的影响尤甚。
首先,农村留守人口结构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村地区,大部分有一定知识、技能的社会群体和男性中青年群体纷纷流动到了城市或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呈现出“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的社会文化特征[6]。这造成劳动力资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合理,不利于农村社区发挥科学技术优势进行农业生产。而大公圩的人口结构与此迥异。(1)年龄结构方面,尽管也有不少青壮年外出打工,但由于生态养殖效益可观,农村社区还是留住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劳动力。不仅如此,生态产业还吸引了县城和市区中有远见卓识的经济能人前来投资兴业,比如,绝大多数的河蟹出口加工企业都是城市的经济能人前来投资开发的。(2)性别结构方面,生态养殖特别是规模化经营主要还是依靠男性劳动力。在以幼蟹培育为特色的社区,90%左右的男性劳动力留在当地从事河蟹产业。(3)文化结构方面,生态养殖本身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留住了一大批拥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文化精英。而且,在生态项目带动下,中国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全国各地的水产专家纷纷前来进行技术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养殖户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技术,也习得了很多的具体原理和技术知识,因而,生态项目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的知识群体。
其次,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民间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优化了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建国后,大公圩除了正式的政府组织,其它类型的社会组织近乎绝迹,传统维系乡土社会稳定的家族组织也告别了历史舞台。而随着生态产业的发展,传统亲缘血缘组织再次发挥功能,而且一批民间性质的渔业协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应运而生。(1)这些社会自组织的形成将围绕河蟹生产的社会群体凝结在一起,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利益攸关者群体。这既有助于拓宽市场销售半径,也有助于发挥规模经营优势,规避原子化生产的市场风险。(2)河蟹公司/企业组织承担了科技攻关项目,在有关生态养殖的关键技术研发方面,发挥了主体性功能。(3)这些社会组织对由长三角、珠三角梯度转移过来的污染型产业形成了抵制性的社会力量。
第三,社会关系结构发生变化,因生态产业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1)家族等传统的社会网络再次紧密地组合在一起。由于生态养殖特别是规模化养殖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亲戚网络以及朋友和邻里以合资入股方式合作,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现代生产格局。同时,生产中“大户带小户、强户带大户”的销售格局也将社区内养殖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2)出口加工公司不仅向农户订单生产优质河蟹,而且还有植物饲料比如南瓜、牧草的订单种植,这种订单生产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链。(3)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水产专家前来开展技术培训的过程中,当地养殖户特别是生态养殖精英与他们形成了密切关系,并通过他们与外地社区结成了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2、社会分层
生态产业的发展引起了新的社会分化。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三个分层指标在这里体现的十分明显。生态养殖产业及其效益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能够获得的政治资源以及所受到的社会声望评价。不过,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之间并不是平行或者并列的关系。因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有助于获取更好的社会声望,而良好的社会声望有助于他们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权力资源。因此,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格局。具体来说,在产业发展中,进入到社会分层金字塔顶端的路径有二。
路径之一是创办河蟹生产和加工企业/公司。(1)具有一定社会远见和经济基础的地方精英通过运作河蟹企业/公司成为经济型“老板”。通过企业/公司的成功运作,他们自然能获取丰厚的经济资本。此外,由于已经具备经济效益基础,他们能借此争取到政府部门关于新农村建设和生态产业发展的项目资金。(2)企业/公司提供了就业岗位,带动周边居民收入的增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因而成为地方政府和媒体宣传的典型。他们继而被推荐担任水产协会等社会自组织的会长等职务,被优先推荐参加全国“青年致富带头人”等荣誉评比,并有机会进入县乡两级的政协和人大组织,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常委。在此,他们比一般养殖户获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本。(3)他们在与当地政府和外地科研单位、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结识了更多的人缘和社会网络资源,获取了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资本。(4)正因为这些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的不断累积,他们在当地获得了更好的社会评价,社会声望得以提高。如今,他们不仅在大公圩家喻户晓,在县城乃至省城也有很大名气。而社会声望的提高又有助于他们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图1)。
1 社会分层路径Ⅰ
路径之二是依靠生态养殖技术。这是技术精英进入社会分层金字塔顶端的一般路径。(1)他们凭借所掌握的过硬技术,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被评为“科技示范户”。作为“科技示范户”,他们能优先获得技术培训与指导以及各类信息和物质资料,比如,水质自动检测仪。这有助于他们取得更好的效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比其他养殖户获取了更多的经济资本。(2)他们的生态养殖经验成熟,被邀请给其他养殖户作技术指导。他们进而成为政府和媒体宣传的典型,被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级和省级“劳动模范”、“青年致富带头人”等荣誉评比,也有可能当选有关社会组织的会长、副会长、理事长等。在此,他们比其他养殖户获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本。(3)因为前述(1)和(2)的原因,他们在当地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同时,他们与当地政府、外地科研单位与企业打交道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网络,因而获取了更多的社会资本。(4)社会声望的提高和社会资本的获得,有助于其争取更多的“财富”、“权力”以及更高的“社会声望”(图2)。
2 社会分层路径Ⅱ
上述分析说明了两点:(1)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不是均等化的,在社会群体内部有很大差异,也即产业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化。(2)从事生态养殖产业及其效益情况已经是社会分层的逻辑起点,也即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新型重要标准。
3、社会福利
生态养殖项目的实施,不仅促进了经济与环境的相对互利共生,而且带动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在水面丰富的地方,行政村每年一般有200万元左右的水面发包收入。在河蟹生态养殖社区,水利资金统筹费、农业排灌费等生产性费用都由村集体经济统一支付。以笔者多次调查的兴村为例说明之,该村最近几年的集体经济收入一直稳定在220万元左右。强大的村集体经济支撑了社会事业发展(表2)。具体表现在:(1)年终分红。每年年终根据家庭所拥有的田亩数和人口数进行分红。对于一个四口之家而言,一般年终可领取800多元的集体福利。(2)集体医疗方面,对于符合并愿意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村民,村集体经济支付30%的份额。(3)各个自然村的老年协会的活动基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4)农排水电费等等也是由村集体经济承担,村民不需要负担。此外,学校、交通、卫生等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社区有线电视安装等方面,集体经济也支付了重要比重[7]
2 兴村2007年社会福利标准
类别
标准
福利发放情况
累计(万元)
年终分红
田亩标准
每667 m2发放100元
35.2
人口标准
每人发放120元
38.4
新农村合作医疗
总额比例
按照合作医疗总额的30%支付
/
老年生活补助金
人均标准
人均8元
2.56
数据来源:根据2008年1月26日访谈资料进行的整理。
4、社区生产生活方式
生态产业对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河蟹生态养殖成了养殖户生产活动中的核心内容,也几乎是社区居民生活中的核心话题。
首先,农业生产的影响。蟹农一年四年主要围绕河蟹育苗、生产和销售这些环节而忙碌:春季放养蟹苗、种植水草,夏季投喂饵料、调节水质,秋季忙碌于成蟹捕捞、销售,冬季则要修补来年捕蟹的工具——地笼。这种生产方式和非养殖业区域的生产方式迥异。此外,很多稻田被开挖成池塘用于养蟹,农区耕作面积还在逐渐缩小。其次,邻里关系的变化。人们见面聊天的内容往往围绕生态养殖的最新信息。生态养殖效益情况也影响着左邻右舍的评价。笔者暑期调查期间还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下午到村委会一般都要吃闭门羹。后来得知,村委会的书记、主任等等都有养殖水面,他们“下午都到塘口喂‘海子’去了”。很多村委会的书记、主任都是生态养殖的能人和地方致富带头人。生态养殖效益如何以及能否以自己的技术带领左邻右舍致富甚至是他们“政绩”的表现。再次,代际影响。父辈的河蟹经营对子代的兴趣和职业选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方面,很多没有考取大学和继续读书的年轻人继承了父辈的职业,开始经营河蟹产业。调查中发现很多父亲和已婚子女共同经营河蟹产业的现象。另一方面,河蟹生产的社会氛围和家庭氛围,影响了不少年轻人的未来职业选择。生态精英于先生的儿子2009年考取大连海洋大学就是这种家庭氛围和社会氛围影响的结果。于本人认为,从事河蟹生产还是很辛苦的,不希望儿子将来再从事这样的产业,至少不要在养殖一线。但儿子就是对这个产业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怎么拦都拦不住”,最后只好顺从了儿子的意思,同意他学习水产专业。儿子考取大学后,于又根据他的生产经验,引导儿子做具体方向的专业研究。他认为目前河蟹养殖中出现的新问题就是蓝藻问题,现在只能预防,一旦预防不力蓝藻出现往往就无法根治。他也为此专门请教了很多专家,但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所以,他给儿子布置了研究课题,就是在大学学习期间攻克这一技术难题(2009年8月10日访谈资料)。
5、民间社会制度
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历史中,虽然没有“环境保护”这样的专门术语,但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乡风民俗、民间习惯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民间习惯和乡风民俗发挥了正式的社会制度功能,并维系着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而在现代社会,这些传统民间规范已经纷纷退出了社会舞台,成为历史尘封中的档案材料。这是产生所谓“内生污染”[8]的重要社会背景。
即便看上去是所谓的纯粹个人行为,也在某种意义上与社会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相联系[9]。生态产业的发展决定了当地社区必需有一套社会逻辑规范人们爱护水、保护水。比如,不能随便往河里倾倒垃圾、排放污水,厕所不能建在别人的河边(2009年8月25日访谈资料)。否则,不但会遭到池塘、河沟、湖泊等水体使用者(生态养殖户)的“问责”,还会遭受社区内其他人的舆论谴责。不过,这种社会逻辑并不是白纸黑字明码写出来的,而是内嵌于当地社区的文化结构中。人们遵从这种规范并不是因为能够得到直接的经济回报,而是因为如果不遵从规范会遭受谴责和舆论压力。
这种社会规范和行为是因为水的功能而产生的。在当地,水的功能体现在:(1)养殖功能。只有在无污染的水体环境中,才可能实施生态养殖。(2)农业灌溉。污染水体不宜做灌溉水源。(3)生活用水。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养殖户早晨起来后,普遍地直接用养殖水体里的水刷牙漱口。而且,他们做饭以及饮用的水源也都是直接取自养殖水体。此外,周边社区居民既在河(池塘)边洗衣服,也在河里淘米洗菜。虽然当地早已普及自来水,但是,他们仍然会取河/池塘里的水做饭,甚至直接饮用。水因为生态养殖而保留了饮用和灌溉等高级功能,从而导致保护水的生态伦理和社会规范的产生。也就是说,水体功能决定了对待水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规范着社区居民的态度和行为。这不但有利于构建现代意义的生态公民(Ecological Citizen)[10],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社会机理。
6、亚文化
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11] 。河蟹生态产业的发展导致了一定的亚文化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因河蟹产业发展而成型的文化符号以及饮食习俗,这些是有特定风格与情调的地方文化。
首先,河蟹产业导致了相应文化符号的产生。围绕河蟹生产形成了蟹农、蟹村,也形成了围绕蟹农群体的相关称谓,比如,当地将那些从事幼蟹培育及其相关产业的社会群体称为“挖苗族”,将因河蟹产业而发家致富进而盖起的新房称为“蟹楼”。此外,“挖渔塘,盖新房,迎新娘”也是因河蟹产业而兴起的民间习语。这些文化符号产生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区结构中。其次,围绕河蟹养殖产生了科研文化。为提高经济效益,当地水产技术人员、生态精英根据不同水域生态条件进行不断地试验与研究。事实上,这形成了围绕河蟹产业进行科学研究的社区文化。第三,食蟹文化。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当地人逐渐形成了有关食蟹的情趣讲究以及相应的民俗风情。文人墨客对此的梳理更加彰显了其间的雅致。比如,关于食蟹时令,当地人认为九九重阳为品尝鲜蟹的最佳时节,再比如,当地有“上市吃母蟹,下市吃公蟹”的说法。这些内容还被纳入到地方志文献中,《当涂饮食文化》就阐述了有关河蟹的风情民俗、地方物产及和饮食文化。当然,食蟹文化的形成,并不完全是生态产业影响的后果,而是多种因素包括历史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生态产业的发展无疑促进了这种食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四、研究结论
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是一个分析框架,用来阐释生态产业发展所引起的地域社会文化格局变迁。本文的研究结论及其研究价值是:
首先,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是一个社会子系统,其内部是一个深受河蟹产业影响甚至依赖产业发展的地域性社会。在这样一个由生态产业影响所及人群构成的地域社会中,河蟹产业发展成为地域社会结构与制度规范、社区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福利与社会分层以及社会网络的媒介和中间载体。可以预期,随着生态产业的深入发展,社会文化影响将在更大范围内延伸。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效应分析可以看作是一项项目社会评价。不过,这种社会评价类似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发展项目所进行的后评估,而不是预评估或者监测评估。所以,这里不是对发展项目做是否成立的基本判断,而是要分析生态产业发展起来后所引起的社会事项与议题。
再次,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是对项目社会的理论拓展。其理论层面的价值在于阐释了生态产业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文化效应,展示了产业发展中的社会议题以及产业所引起的“异质性”;其应用研究价值在于,为项目评估和产业发展的社会影响评价提供了分析工具,这具有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1]William R. Freudenbur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Disproportionality, and the Double Diversion, Rural Sociology, 2006, 71(1), pp.3-32.
[2]当涂县志编纂委员会:《当涂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0—131。
[3]William R. Freudenburg,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6, 12, pp.451-478.
[4]Michael M. Cerne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the 1995 Malinowski Award Lectur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6, pp.11.
[5]陈阿江:《范式视角下的项目社会评价》,《江苏社会科学》,2003第5期。
[6]陈涛:《生态技术的社会适应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7]陈涛:《生态现代化视角下皖南农村发展的实证研究征——兼论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7期。
[8]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23—135页。
[9]陆益龙:《流动产权的界定——水资源保护的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57页。
[10]Dobson, A., Citize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78页。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人—水’和谐机制研究”(07BSH036)。
* 陈涛(1983—),男,安徽霍邱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
“海子”在当地是蟹子、螃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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