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安徽省陈集村为例

李庆连*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农村出现了空壳化的趋向。长期生活在农村的都是一些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这些留守妇女和老人成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从事的是极其简单的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在播种和收获的繁忙季节，由于体能方面的限制，这些留守人员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只能求助于那些适时出现的打短工的农民。即使打短工的农民出现，解决了农村农忙时暂时的困难，但是长远来看，“农民荒”现象已经走到了农村社会，成为了农村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十年前，就有学者提出“20年后谁来种田”。从今天的农村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切切实实出现了。

“农民荒”的“荒”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农村空壳化，剩下的留守人员大多老弱病残，农村缺少强壮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其次，由于农村出现了凋敝的趋势，越来越多离开农村的青年，再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就是说没有人再愿意去做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再次，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所以说未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一定是掌握一定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但是，在农村并没有这样这样农民的后备力量。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从传统意义上，还是现代意义上，“农民荒”确实出现了。“农民荒”的“荒”在后继无人；“荒”在一种隐忧，甚至连那些在农忙时打短工的农民也步入了老龄化；“荒”还在于“荒”与“过剩”并存。

“农民荒”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状况是产生农村各种问题的原点。就是说，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民看不到在农村生活下去的希望，转而倾巢而出，走向城市；其次，农产品的价格太低，种植农业不能提高收入，甚至亏本，这点也促使农民到城市去寻找发展的机会；再次，那些掌握一定农业生产技术第一代农民工很多人已经在城市耗费了青春，即使有意愿再次回到农村，他们也步入了老年，而那些二代农民工，甚至根本就不懂农业，更不要说他们回农村的意愿了。

解决“农民荒”只能建立在制度的变革基础之上。一方面要对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让那些愿意进行农业生产，或者说有农业生产经验的种粮大户来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农民便是“新型农民”；一方面政府利用政策来调整和理顺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关系，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既能从农业生产中增加收入，又能有等同于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保障；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外部的条件来改变农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使农民愿意生活在农村。

关键词：“农民荒”；二元结构 ：新型农民

Li Qing--lian

(Th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 hui University, He 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With the speeding up of urbanization, rural labor to cities transfer. Tendency of rural appeared empty shell. Long-term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are left-behind women and left-behind old people. These left-behind women and the old man became the main labor force. These workers engaged in is extremely simpl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In the busy season of sowing and reaping, due to physical constraints, when these left-behind workers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n only resort to temporarily, such as those that appear in the farmers. Even temporarily, farmers, solved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rural busy season the temporary difficulties, but in the long run, the phenomena of "shortage of farmer" has reached the rural society, become the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to face a problem. Ten years ago, there are scholars who "in 20 years to farming" is put forward. From the point of today are faced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countryside, the real problem arose.

     "Shortage of farmer" in the "waste" in the following several aspects. First is rural hollowing, most of the remaining people remaining weak, lack of strong rural labor, rural labor dried up; Secondly, due to the rural in the depressed tendency,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leave rural areas, are no longer willing to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that is no one willing to do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the farmers; Again,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 the future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ust be the new farmers to master some scientific knowledge, but this was not in the rural areas so that farmers reserve forces. As a result, 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r in the modern sense, "shortage of farmers" has found. "Shortage of farmer" in the "waste" in the absence or; "Shortage" in a kind of concern, even at during the rural busy season the farmers have also stepped into aging; "Shortage" is "wild" and "surplus".

    The cause of "shortage of farmer" is complicated. First of all, the reality of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 is the origin of the rural problems. That is to say, it is the long-term existence of the dual struc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an't see the hope to live in rural areas, farmers and charged to the city; Secondly,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is too low, the cultivation agriculture cannot raise income, even at a loss, this also prompted farmers to the cities to look for the opportunity of the development; Again, those who master a certain technolo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spent in the city youth, even is willing to once again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they have entered into old age,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ven know nothing about agriculture, not to mention their willingness to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To solve the "shortage of farmers" can only be based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On the one hand to the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for those willing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 have a large gra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perience to engag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farmer is the "new farmers";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policy is used to adjust and rationalize all kinds of relation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let farmers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n increase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have the social security is equal to urban residents; Also, make full use of external conditions to change the rural social basic aspects, make the farmers willing to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shortage of farmers"; Dual structure; New farmers

 

（一）选题的缘由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李昌平提出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命题，从此关注“三农”问题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近些年来，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三农”问题各个阶层已经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连续十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关注“三农”问题。2013年1月31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再一次表明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然而，当所有都在关注的时候，有一点似乎被大家所忽略了，就是在“三农”问题之外又衍生出一个问题，即“农民荒”问题。

笔者生活在农村，切身感受了近十几年来农村社会的社会变迁。特别是自己的父母渐渐步入老年，可他们依然是农村的主要劳动力。环顾周边的农村，无不都是一些留守妇女和老人在从事农业生产。面对这些问题，一时间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寻找“农民荒”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农民荒”的表现形式背后的原因、解决“农民荒”问题的出路等，成了笔者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农民荒”是一个盛世危言。诚然，按目前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来看，我国农村依然存在劳动力大量剩余的问题，每年农村能够为城市提供2.5亿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以每年900—1000万的数量增长。但是，笔者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并不能作为不存在“农民荒”问题的有力证据。应该看到，正是农村每年给城市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农民工，而这一流动几乎是完全单向的，这就导致了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大量缺失。如果任凭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农村农民的数量不可谓不荒。13亿人口的粮食问题是事关社会稳定的头等问题，尽管我们能保住18亿亩土地的红线，但是“有地必种”可能比“有地可种”更为重要。

农村要确保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农民来种地是未来我们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但是目前农村劳动力现状让人堪忧，其次，留守人员结构失衡。最后，后继无人。由于农村的生产条件差，务农效益低等原因，青年不愿意再做农民，可以说农村的现实状况让我们不得不考虑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了。目前，政界和学界已经对“农民荒”问题开始关注，并已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今年的一号文件就首次提出了“家庭农场”这个概念，笔者认为这正是基于目前农村的劳动力状况而提出的。学界也开展了对“农民荒”问题的相关关注和研究。但是，综合目前学界的研究看来，还只是停留在具体的想象描述和简单的对策提出。并没有做出相关的专门的和系统化的论述。

正是基于此，笔者选择了“农民荒”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一方面力求通过自己的研究搞清楚农村“农民荒”的现状极其隐忧；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揭示“农民荒”的产生的原因，从而为最终解决“农民荒”找到一条出路。

（二）选题的意义

“农民荒”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意义重大可想而知。所以，系统探讨“农民荒”问题现状、成因和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是十分重要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很好的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在当前城乡劳动力单向流动，造成人们对于未来“谁来种地”的担忧。而对于为何会出现“农民荒”这一现象和如何破解这一危机，当前的理论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理论关注。事实上，关于“农民荒”研究也是一个学术增长点，对此研究可以完成一个新的理论的建构。

无论从“农民荒”的成因，到“农民荒”的表现形式及“农民荒”的特点都少有学者加以论述，这便给此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另外，农村基于城乡单向流动造成的劳动力缺失的这一现实，对如何化解这一危机给予系统的研究，也能够留下填补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所以说，对当前的“农民荒”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2、现实意义：“农民荒”是农村中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与否必然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所以说，只有深入地认识到“农民荒”的现状，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也能清楚的认识目前农村劳动力流失的背后动因，由此才能在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找到破解“农民荒”问题的途径。“农民荒”研究的现实性正是基于此。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研究

国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早，相应的在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研究也较早。当20世纪中叶欧洲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欧洲的农业也曾出现了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农业耕作需要从传统方式向现在方式转变等。所以，欧洲的社会学家对当时农业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对于我们今天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在众多的研究者中，法国的亨利·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和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亨利·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在面对法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给法国农业带来巨大冲击的时候，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索与探讨。面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迅速推进……农业劳动者纷纷离开土地，轻而易举在城市找到工作。”面对法国农业的这种现象，各个群体的态度不一：传统的耕作者一方面赞成青年人离开农村去寻找更好的出路，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种叛逃，觉得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会造成农业的凋敝。而技术人员和改革者则持有更加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可以依靠现代技术、生物技术和机械化程度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孟德拉斯则谨慎的指出：农业人口外流只是农业进步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意味着乡村优质劳动力的缺失，如果这些年轻劳动力不回农村，那么留守乡村的老人只能按照传统的生产方式维持农业而无法更新农业生产观念和技术。只有这些青年劳动力对乡村职业高尚重新确立信心，这种利用人口大规模外流再次获得土地和扩大规模并更新农业科技的机会才会被抓住。而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在人口减少2/3的同时实现了产量的惊人提高。真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孟德拉斯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大胆的判断。这里，“小农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相反，它为一种新的农业耕作模式和新的乡村社会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该书出版20年的跋中，孟德拉斯描述了一个重新焕发迷人魅力的法国乡村：城市的人们去乡村参加户外娱乐活动，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新鲜的农产品成为吸引城里人前往定居或短住的重要因素（孟德拉斯，1967）。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与20世纪中叶法国农村相似的境况，中国农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收法国的经验，避免法国的教训，二者之间又有哪些差异，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对改造传统农业使其成为有较高生产率的部门这一问题在其《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有详细的阐释。舒尔茨首先界定了什么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指的是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只是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处于长期停滞的农业形态。这种小农经济是无法支持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民生活质量。而对于为什么传统农业不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舒尔茨驳斥了两种观点：一是传统农业中各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很好的配置；二是存在隐蔽失业问题，即从事农业的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作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传统农业中对原有生产要素追加的投资的收益率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对于如何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其生产率，舒尔茨提出三个对策：首先建立适用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其次从供求两方面为引进新生产要素创造条件，最后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的研究对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农业政策方面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其率先把人力资本投资引入到发展农业的范畴中，对农业长期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农业发展指明了有效途径。（舒尔茨，1964）

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农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在20世纪20年代至四十年代出现了以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但是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合作能力上。由于“农民荒”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而出现的，因而关于“农民荒”问题的研究也刚刚开始。虽然目前国内研究三农的学者很多，著述甚丰。但是专注“农民荒”问题研究的还是鲜有。

李旭鸿是较早关注“农民荒”问题的，他在《农民荒，“荒”在哪里？》一文中，首先就指出：“有地必种”比“有地可种”更重要。作者在文中探讨了解决“农民荒”，提高农业吸引力的一系列办法。其中主要的是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提高农业补贴；支持社会资本进入规模化农业生产；提升农民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李旭鸿，2011）。

穆光宗在《思考“农民荒”》中指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劳力荒”、“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作者首先从数量、意愿、和选择三个角度考察了农业劳动者供给危机。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我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的困境”。农民工进城务工，一方面有其进步意义，但同时也给农村和农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对“农民荒”现象的出现，作者认为是由于流转式短缺和逃离式短缺的原因。对于应对“农民荒”问题，作者的对策：一是要深化和推动农民的就地转移、人口集聚和就地城镇化，探索“全域城镇化，有限市民化”；二是要通过农业的转型推动农民的转变，提高农业产业发展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穆光宗，2011）。

何少辉在《关于“农民荒”问题的思考》中，分析了“农民荒”现象产生的原因，他首先肯定了城乡自由流动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素质、改善了生活水平、促进了自我的发展。但是，同时也指出了城乡之间的这种单向度的流动对农村产生的影响：农村会因为青壮年的过度外流导致劳动力的枯竭，进而产生“农民荒”。对此，何少辉给出的建议：一、重视农业生产。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三、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四、统筹城乡发展。五、努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何少辉，2012）。

总的来说，各位学者都认识到了研究“三农”问题对于农业、农村、农民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并展开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和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对策。只是，以上的学者对于“农民荒”的研究，国外的学者由于历史的和国情的原因，未能直接给予关注。国内学者对于“农民荒”的研究也还在起始阶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能形成一定的系统性。所以，本课题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论的丰富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提出科学的建议也有着实践意义。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1.研究思路

关于“农民荒”问题研究，本文主要从当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单向流动后的现状出发，分析产生“农民荒”现象的原因，主要从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农业的低收益率，以及农村青年的思想观念等多角度出发。最后再从国家、社会、企业以及农民自身等多主体寻找解决“农民荒”的途径。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半结构访谈以及文献收集等方法收集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其中大量的材料来自于对陈集村相关村民的直接调查，并对所获资料进行整理定性和定量分析。

（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农村社会

1.社会转型与农民身份的变化

郑杭生指出，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在“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化；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正在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正在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正在从同质单一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正在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中国的农村也伴随着整个国家的转型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分析转型社会的表现，会发现：每一个转变都会从涉及到农业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农业社会中的主体——农民——本身。那么，如何理解农民的身份呢？

农民一词对于大众和“三农”学者来说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词汇，但是要给其一个准确的定义却给不是那么容易。国际上权威的工具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关于“农民”的词条写到：“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给农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造成这么多困难。什么是‘农民’？即便在地球上只限于西欧，时间上只限于过去一千年内，这一定义任然是个问题。”因此对于什么是农民对我们来说成了一个棘手的理论问题，但又是我们研究三农问题不得不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我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秦晖先生的有关农民的论述兼具历史眼光和理论深度（秦晖，2000）。秦晖先生的结论是，农民本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仅中国的农民如此，外国的农民亦然。

问题虽然复杂，但是我们任然要尝试给农民一个定义。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民的定义更多的是从农民的职业特性来定义，“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是这类定义的核心。而中国农民的复杂性在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我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还会想到一种社会等级或者以一种社会身份，或者说，我们更多想到的是一种社会身份。特别现在社会，当农民可以在城乡流动进入城市，这种农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对比更加强烈。现阶段，如果我们能给农民一个定义，那就是“具有农村户口并且是登记在农村的农村人”。很显然，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我们要更多的从身份的特征来认识和研究农民。

2.陈集镇农民的基本状况

陈集镇的基本概况。陈集村位于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西部，东临老淠河，西与丁集村交界，北与顺河镇交界，南与马河村交界。目前全村有耕地2255亩，其中水田1712亩，旱地543亩。全村12个村民组，1227户，总人口4972人。陈集村一直以种植业为主，基本上是稻、油菜两季连作，两季每亩利润大约只有550元/年，只够温饱，无法致富。在访谈中，村民石德福给笔者介绍道：种地的成本太高了，一亩水稻好的年份能产一千多斤，小麦的话估计600斤左右。过去一亩小麦，毛收入500元左右，但是成本就要200多元，利润不到300元。一亩水稻按1000斤算，毛收入在1000多元，除掉种子、化肥、农药、请人（由于缺少劳动力，在农忙时都会雇人帮忙，70-80元一天）等等，平均每亩成本在400多元，一亩水稻纯收入也就500-600元。目前，村民的主要收入是靠家里的劳动力外出打工。

农村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归根结底是要靠高素质的农民。而当前农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造成了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对这一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农村土地大量的抛荒或隐性抛荒。农村大量劳动力的流失，严重制约了农村未来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了解当前的农村劳动力现状，这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农民荒”问题，进而提出科学的、实际的解决对策是至关重要的。笔者选取了家乡陈集村作为田野调查的范围，以村民为调查对象，主要对被调查者的年龄、性别、年收入和文化程度等方面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可以让我们清晰的认识当下的农村状况。之所以选择陈集村为研究对象，首先是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普通的以农业为主的传统村落。它不像小岗村和华西村等明星，拥有特殊的地位和资源。而正是这样的普通村落才更具有代表性。它也是笔者的家乡，更能方便笔者调查。

陈集镇农民的年龄结构。在所调查的农村留守务农人员中（100人），留守务农人员是其年龄在18-70之间，留守农村并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18--30岁的人数为1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31--45岁的人数为18人，约占总人数的18.5%；46--60岁的人数为56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6%；60岁以上的人员即60--70岁的为2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4.5%。从以上的数据不难看出，农村留守务农人员在结构上存在严重问题。在农村留守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劳动力，这些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不会太久，基本上都是在10多年，这其中还包括一部分60--70岁的老龄劳动力。由于健康和体力的因素，他们务农的精力有限。可见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十分严重。这种老龄化造成了笔者认为的“农民荒”的一个方面，在目前来看，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农村暂时还有大量劳动力维持着农业。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所谓的“农民荒”危机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通过现实的调查才能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现状，我们不得不有这样的忧虑:10年、20年之后谁来种地？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讨论的“农民荒”问题，一方面是着眼未来的农村劳动力有短缺的危机。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女性劳动力要多于男性劳动力，所占比例已经超过50%，而且留守务农的妇女超龄化现象也十分普遍。随着农村男性的大量外出，农业生在在普遍老龄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女性化的趋势。女性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要承担着田地的繁重劳动，还要承担传统的家务劳动。相应的，农村妇女在私人领域的地位也有提高的倾向。

（二）深刻变化中的农村社会

1.农民的文化素质

舒尔茨曾经强调过，“改进穷国人福利的关键因素不是在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知识水平。”但是，目前的农村劳动流动趋势，导致农村高素质的劳动力大量流失，留守农村务农人员的文化素质状况令人担忧。在所调查的留守务农人员中，基本上都是文盲，年纪稍微小一点的，也基本上是以小学文化为主。因为这些人员大多是老人和妇女。有知识、有技能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的这些留守务农人员，文化素质低，接受新事物慢，思想比较保守，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经验来种地。这对于农业新科技和新技术的推广无疑有巨大的阻碍。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失，不仅将导致无人种地的危机，更使得农村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而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2.农民的收入

通过调查发现，即使在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种田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务工的收入，农民种地的收益太低。已经62岁的刘大爷跟笔者算了一笔账：好的年份种植一亩稻子，购买种子、化肥、电费（现在大多是用电灌溉）、农药，至少需要300元，这还不包括请人犁地、插秧、收割的钱。现在请人干活一天最少都要近100元，还要包人家吃饭。而水稻一亩最多也就1200斤，除去各样的成本，基本上谈不上赚钱。我种这地也就为了给全家搞个口粮。通过调查，刘大爷的情况基本上可以代表留守农村务农农民的收入。他们种地，只是不想让自家的地荒着，只要能为家人提供一年的口粮就行。

同这些留守务农人员相比，外出务工收入则相对可观。在陆子修的调查中，2006年独自外出从业者的月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1324元，2007年则更是达到了1638元（陆子修，2008）。

收入的巨大差距使几乎全部有能力的农村劳动力几乎全部选择外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也进行过一次较全面的调查，从调查的结果来看，74.3%的村庄表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25%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劳动力可转移。大部分村庄对于青年劳动力供给表示担忧。“都进城打工了，谁来种地？”村支书杨正兴无奈的摇头道，“不过，都不进城打工，哪来的钱看病、上学呢？”

（三）转型社会中农民的作用

1.主体和主体作用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主体，无疑，作用的主体便是农民自己。结合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本文讨论的主题，笔者在此主要讨论农民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以新农村建设为主要目标中，农民的主体的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就是广大农民要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有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能力和与其他阶层一道共享所创成果的制度安排；有推动农村现代化和自身富裕，为创造财富而渴求现代科技、智力开发和政策支持的强烈进取心；有自主选择职业和劳动方式、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对象和劳动成果、自主选择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自主参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明主管理和自我管理的权力。[1]

农民无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农民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但是由于制度缺陷和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导致农民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不足。我国当前农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贫困也是我国农民贫困的重要方面，应通过制度创新，还政于民，发挥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2.区别于传统农民的特点

拥有真的主体性，正是传统农民与新型农民的区别所在。传统的农民缺乏自主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也缺乏必要的竞争压力和利益动力。新农村建设中所需的新型农民是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他们既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也像其他社会主体一样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只有把农民的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统一到新农村建设中，才能充分发挥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所以说，搞清楚了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区别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由此才能让农民充分地参与到农村的变革当中来。

（一）“农民荒”现象的具体表现

1．农村主要劳动力发生改变

农业劳动的女性化现象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中男性劳动力的非农化现象，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早在1992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全国29个省、312个固定观察村调查时，结果显示农村农业劳动中女性纯务农者占同类劳动力总数的52.5%，高出男性4.9个百分点。[2]另一些学者，如朱启臻等通过对20多个村的农业劳动力现状的调查发现，农业劳动力中妇女所占的比例较高，为57.2%；但是实际上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者则是男性高于女性。[3]笔者对陈集村的调查也与此结论大致相当，女性正在成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访谈中，村民吴旭珍说：“农忙时，请来干活的都是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都在40多岁，又一次请来干活的十个人全部是女的。有些农活女人干起来很吃力，比如收稻子时候要有人拉车，女人就拉不动，这时候就要找男的。”

构成目前农村农业生产主体的另一群体是老年人，陈集村留守务农人员的老龄化情况非常突出，50岁以下的农业劳动者不足20%，平均年龄达到61岁，更有82岁高龄的老人还在从事农业生产。村里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没有30岁以下的年轻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虽然这只是笔者在一村调查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管中窥豹推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现状和潜在的危机：我国现在的农业基本上是老人农业，农业生产缺乏后继者。农村的老人都有着浓厚的土地情结，土地对农民来讲就是命根子，这一点在乡土性很浓的中国更是强烈，人们保农→保土→保耕等观念根深蒂固。[4]但是，对于“80后”、“90后”这些新生代农村青年来讲，他们的土地情结远没有这么强烈，用李家诚的话就是，“他们已经脱离了农村，一下你想在城市生活，对土地已经没有感情，甚至不知道自家的地在哪里”。

2．农忙时雇工现象普遍存在

雇工是指雇佣他人为自己干活（高海霞，2008），农业生产中的雇工是指雇佣他人为自己干农活。现阶段农村中的雇工以短工为主，主要在农忙季节（鲁先风，2008）。雇工在笔者调查的陈集村也普遍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老龄化和女性化趋势的加重，使他们对于经营农业力不从心。李某，今年62岁。儿子、媳妇们都在外地打工，家里有6亩耕地，5亩水田，1亩旱地。“我一个人种地，身体不好，开始种不动了。只能搞些简单的田间管理。其他的一切都只能找别人干了。从犁田、耖田、栽秧、收割，全部请人。自己只能平时给田里浇浇水、打打药。”现对于大量的雇工需求，能雇到的人确实越来越少，有时候即使你想花钱雇人也找不到，有时候甚至要排队。目前农村雇工很难，下地干活的都是年纪较大的，再有就是家庭妇女，主要还是年纪在五六十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农民。随着雇工越来越难，雇工的工钱也是连年上涨。前几年一天30块钱都有人抢着干，现在50快一天都没人干了。村民估计今年雇工一天的工钱不下于100元，还要管一顿中饭。

3．农业的非主业化趋向明显

一方面，务农人员的老龄化和女性化使得农业生产“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雇工越来越难，价格越来越高。这就使得农民兼业化现象开始出现。所谓兼业，是指农民这个微观主体改变单纯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现象，他们在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在农闲时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这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迫使农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兼业，这种方式既可以享受非农产业经营的比较利益，又可以避免就业风险，是农民理性的选择。”（苟颖萍，2010）在目前农村广泛出现“农民荒”的危机下，农民兼业既可以增加收入，又可以维持农业生产，缓解了当前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2006年农户兼业率达到68%。2008年山东省17地市1068户农民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户兼业率达到85.8%。不仅是中国目前的农户建业率高，从世界范围看，大约70%左右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农户兼业化现象。

 兼业化即是农民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做出的理性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兼业化一方面是农民可以从事非农经营，提高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它始终是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长远来看，兼业化使得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在小规模、低效益、经营分散的传统农业状态。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兼业化是目前我们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得不经历的阶段，可以把它看做是我国农业有传统农业想现代农业转变的过度阶段，所以，农民兼业化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局限在这种阶段，而忽视了“农民荒”的危机。

（二）“农民荒”现象的特点

1．传统农业的农民后继无人

笔者调查的陈集村，在200人的留守人员中，没有80后年轻人，80后年轻人无一人参加农业劳动。2007年，新华网发表过一篇《明天谁来当农民？》的报道，有关部门在河北末乡镇中学学生中国的调查显示，该中学96%的学生表示毕业后不愿当农民，在农村，“厌农”、

“轻农”的意识在当地很多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农村的80后、90后对于土地的情感远没有父辈们那么强烈。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早日在城市定居下来，不会向他们的父辈一样，领到工资后想着回家盖房子。他们之于农村不过是过客，不愿再回去。笔者观察农村青年基本上有两条出路：一是通过求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和定居；二是通过务工的方式，在城市打拼，挣到钱就在城市买房子，很少有回农村的。这些回不去的新生代农民或者叫新生代农民工，改变了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城市向农村回流的人数大为减少，双向流动变为单向流动。

新生代农民工都是从学习毕业直接到城市打工，很少接触到农业生产，他们摆脱了“文盲”的帽子，却又变成了“农盲”。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让他们在自我认同、社会认知、权力意识、就业选择等方面与他们的父辈差异很大。他们与父辈之间产生了“代际差异”。他们有自己新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于父辈，职业期望高于父辈，权力意识高于父辈，工作耐力则低于父辈。这是全新的一代人，他们的出现，昭示了农民命运的新开始。

第一代农民工虽然算不上是全职农民，但至少还是亦工亦农。到了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的这些80后、90后农民工，他们早就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在城市里结婚生子。农村只会在他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上出现。

2. 农民的“荒”与“过剩”同在

正如我们前面调查结果所得，目前农村留守劳动力存在着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而且就将来来看，农业生产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不仅在广大的山区，偏远农村是这样，粮食主产区也面临着“农民荒”。但是，与“农民荒”同时存在的问题还有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对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尚缺乏可靠的统计，以往有人说农村有1.5亿剩余劳动力，随着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加快，这一说法现已不符合实际。目前，农村大约有4.9亿劳动力，已经转入非农产业的约为2~3亿，这其中转移到乡镇企业1.43亿，外出就业1.2亿。但是，这两部分中有一些人非农就业不足六个月，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农业需要约1.6亿劳动力，因此，农村约有1~1.2亿富余劳动力。[5]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机械化水平的提提高，以及带有传统性的商业和服务业的改造，农村还会出现新的剩余劳动力。

按照这样的统计和推算，农村确实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那 “农民荒”问题从何而来？其实，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是事实，但是“农民荒”也不是危言耸听。笔者认为“农民荒”不仅存在于笔者调查的陈集村，更有国家和研究团队的调查材料佐证，目前在广大的农村确实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是在说，“农民荒”问题是源于“农民慌”。就是说，农民靠土地过日子心慌，靠种庄稼为生肚子慌，靠勤勤恳恳种地更是心慌意乱。面对消费狂潮对农村的席卷，一方面是收入有限，一方面是物质至上。伴随着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农民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传统的价值观念随之改变，消费观念也在改变。因此，“农民荒”问题关键在于“农民慌”。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如果种地的收益不比进城打工低，种地也能提高收入，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农民荒”自然不存在了。

 “农民荒”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荒”在当前，“荒”更在未来。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早晚会老去，能否有接班人来继承他们务农的事业，如果出现后继无人，“农民荒”问题当然就出现了。但是，目前对于农村青少年的调查显示，情势不容乐观，由于种地的效益，新一代农村青少年的生长环境的变化以及农民观念的转变，农村青少年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之又少。这是 “农民荒”的另一方面。

所以，现在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有人在谈“农民荒”；一方面又有人在谈农村老动力剩余。笔者所谈“农民荒”不仅着眼当下农村现实，种地农民心理状态，更是着眼未来农业继承人。

（三）“农民荒”的影响

“农民荒”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到客观结果。“农民荒”的出现给当前的中国农业带来了劳动力紧缺的危机，严重威胁到中国粮食生产安全和未来农业的持续发展，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农民荒”带个我们的不仅仅是恐慌，更是一次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良好契机。如何应对当前“农民荒”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并以此为契机，促使中国农业的转型，是我们研究“农民荒”问题的核心。

1.“农民荒”对农业生产积极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却又给农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首先，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这个农业大国一直以来的人多地少的矛盾，长久以来，大量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正给我国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良机。其次，借此之机，当土地的大量流转，形成规模化种植之后，势必要求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这就为机械化生产创造了需求。这对我我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既是我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危机，也是我国农业生产模式改革的契机。

2.“农民荒”对农业生产的消极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土地撂荒。特别是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农民一方面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税，另外还要负担基层政府随意的乱收费。再加上农业收益低，农民种地基本上处于亏本状态。这一点我们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艺术中得到了真实、详细的描述。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更是深有体会。李昌平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揭示了三农的真实情况。随着城乡流动的加快和城市化的进程，大多数有能力的农民都选择了进程务工。举家外出的农户也不在少数，他们一般都将田地交给他人耕种。一般只收取农业补贴而不再收取租金。对于交通不便的田地农民则不愿耕作，离家较近的地一般撂荒现象比较少。一是老人们珍惜土地，二是这些地产量较高，比较方便。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报道中找到目前土地撂荒的证据，例如“承包6000亩，成为种粮大户”等报道，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土地的大面积撂荒。

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外流，导致留守农村务农的劳动力素质下降，务农劳动力呈现出年龄结构偏大和女性比例过高的特点。50岁以上劳动力数量超过70%，这部分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继续耕作的年限一般都在10年左右。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往往由于体力限制，会感到力不从心。在与村民交谈的时候时常会听到老人们的无奈：“现在种地比以前简单多了，只要把种子撒上，直接等着收就行了。”“我们也不指望能打多少粮食，只要地不荒着，再能打点粮食够吃就行了。”“过去我们种地，这草都要锄上好几遍，现在没人干这些活了。”以前是靠种地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农民往往会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花在田间地头，现在种地就是简单的给全家人搞点口粮，完全靠天收。这直接导致了粮食产量的下降，有些农村土地虽然没有撂荒，实际缺乏管理，产出微不足道。留守务农人员的女性比例高，基本上留守务农人员中超过50%都是女性。她们不仅要承担地里的农活，还要承担家务、照料孩子和老人。随着农村男性的继续外流，农村留守女性比例将进一步增大，农业生产的女性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些留守女性面临着众多的困难，承担着太重的担子，有些人感到“力不从心，甚至心灰意冷”。

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女性化”已经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的增长和稳定，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留守劳动力以老人和妇女占绝大多数，由于体力限制，造成了大面积的抛荒和隐性抛荒。有的地看上去有人在耕种，但是缺乏管理，靠天收，已经大大降低了产量。传统的精耕细作被现在的“懒人农业”取代。据调查，目前陈集村的耕地亩产537公斤。而早在1990年，玉米的单产就达到了516公斤。目前人均粮食仅401公斤。

劳动力的大量短缺，不仅导致传统的耕作方式由精耕细作向粗放式经营转变；大量的偏远田地抛荒；土地的复种指数下降等一系列危及粮食安全的隐患，也更加加剧了小农生产模式与市场之间的矛盾。老人和女性由于知识、体力和精力的原因，不再关注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市场的变化。农业生产向自给自足的方向转变，很难适应市场的变化，进而改变种植结构。

“农民荒”的出现，让国家和社会高度关注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农民荒”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危机；另一方面，“农民荒”又给我国的农业转型提供了契机。如何让这一“危机”变成有利的发展契机，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一问题。正确认识并采取科学的对策解决“农民荒”问题，则问题将成为契机；无视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非科学的对策，将会使潜在的危机爆发出来，使“农民荒”问题真的成为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的大问题。那么，农民荒产生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科学、正确的解决问题，首先要了解问题发生的原因，即迪尔凯姆所说，研究社会事实时从这个事实前面的社会事实去探索原因。也就是说，要研究“农民荒”现象，先要从“农民荒”产生的前的因素，即是从产生“农民荒”的原因的因素开始研究。笔者打算从城乡“二元”的结构因素、务农效益低下和农村青年观念改变三个方面来探讨“农民荒”产生的原因。

（一）“农民荒”产生的历史原因

1.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附属人为的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而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对二元经济问题的最早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在《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中，将印度尼西亚称作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资本主义以前的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现代部门。瑞典的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根据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并存的状况。在诸多研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学者阿瑟·刘易斯建立在其专著《二元经济论》中建立的模型。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或城市工业部门和传统部门或农业部门。这两个部门在生产目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生产率、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中古的二元经济结构萌芽与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相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以后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国二元的社会结构特点又有所不同。建国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初步形成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为1949-1957年，建国初的8年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基础薄弱，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开始实施，此后，城乡关系逐渐走向“城市--工业偏向”的非均衡状态。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建国后，就的城乡关系的影响和农业与工商业社会分工的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是消灭了旧社会长期存在的阶级对立和不平等关系，城市和乡村相对独立、相对对立地存在于整体社会的二元结构依然没变。商品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低、生产力水平低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为了尽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摆脱在世界体系中沦为附庸的危险，不得不走上一条封闭式工业化的道路。同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雷同，我国的工业化也是以牺牲农业积累为工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为保证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在城市建立了“单位制”，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这种制度使“以乡托城”二元格局得以形成并定格。这种格局中，城乡关系尤其是工农利益矛盾，对新中国整体逐步形成结构性制约，在此结构下，城乡关系始终没有真正走向利益统一和协调。

1）最终形成与发展

这个阶段大致为1958-1978年。在这一阶段，非均衡的城乡关系发展成为非均衡制度，“二元结构”社会确立。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十条第二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出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及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这样，从次条例颁布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中心，其他相关制度相结合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也就逐步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

2）发展变化

这个阶段大致从1979年至今。改革开放使城乡二元结构出现新变化，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农民获得了生产与经营的权力，两次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农民从农产品的销售中得到了大约460亿的实惠，缓解了农村贫困的状况。1984年开始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这使得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

但就在城乡二元结构出现松动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失衡状态。主要是因为国家对于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合理分配。国家财政对于农业基本设施建设的支出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比重降低，从80年代的6%下降到1994年的1.7%，而工业的投资比重却在不断上升。农业生产率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劳动力的转移也从1979年的12.3%下降到1994年的8%。[6]城乡之间的科技、人才流动也不合理，农村高素质人才缺乏，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的结构进一步固化。

（2）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潜在影响

    以上是我国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其实，二元的社会结构不仅存在于中国社会，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社会结构不仅存在于经济方面，而且也渗透到社会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而对于一个正在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的发展中国家来讲，“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可控制社会冲突的范围内，“二元”社会结构也许是迅速推动现代化的一种选择，但是值得重视的是，“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以及发展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别是出于相对落后的“一元”中的社会成员，不仅仅有可能对整个社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和对抗情绪，而且会形成与整个社会现代化目标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如何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出发，积极而慎重的协调“二元”社会结构的关系，使其与整个国家统一的社会现代化过程协调起来。

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我过目前的城乡关系的现状令人堪忧。我国目前发展的状况是东、中、西由富到贫、由发达到落后的“阶梯”排列。在发达的沿海地区，城乡关系较协调，城乡差距较小，生产要素和劳动力城乡流动渠道畅通，产业间互补互足。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城乡关系相对对立，融合程度低，甚至直接对立，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城乡间融合壁垒和限制较多。城乡关系的不平衡一导致了产业组织结构差异巨大，进而进一步加剧了贫穷地区的落后状态，限制了发展步伐，城乡协调发展倍加艰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城乡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农民改变自己社会身份的努力没有得到制度性的成果。虽在在医疗、居住、保险等方面近年来有很大改善，但是任然在很多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歧视性政策。城市很多的非经济领域的既得利益没有从根本上被触动，这种利益还带有“排农性”，只有城市户口才有权利享有，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城乡对立表现依然比较突出，城乡的协调发展具有很大的利益分配障碍。

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导致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也使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收到阻碍。一旦这种体制有所松动，农民会根据自己的理性选择，大量的涌进城市。城市以其优越的环境和收入，吸纳了几乎全部农村的优质劳动力。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必然导致农村的凋敝和劳动力的缺失。

（二）“农民荒”产生的现实原因

1.农产品效益低是主要原因

    农民大量转移到城市，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盲目”，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刘易斯（W·A·Lewis）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只要工农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农业农业劳动力就必然有一种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趋势。（刘易斯,1954）当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城市在工农“剪刀差”的作用下从农村得到了充足的资本，城市化、工业化迅速发展；一方面农村发展凋敝，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收入远低于城市。这种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还在扩大。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为农民算了这样一笔账：“2001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366元。这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包括家中喂养的牲畜、粮食，实际的现金收入在1800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之需，为第二年的生产购买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这么算下来，农民手中真正用来购买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00元，是农民当年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多。如果在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如购房折扣、看病报销、教育补助等，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之间”。[7]

三农面貌正如李昌平所说的那样，“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李昌平《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里，详细的描述了农民的生存状况：“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不等。两项加起来350元/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仅仅只能保本，80%的农民亏本。”[8]李昌平所说的固然是取消农业税之前的农民状况，但是可见农民种地的效益低以及农民的负担重。长期的低收益高负担，造成农民普遍的贫穷。农民急切希望改变自己贫穷的状况。农民是很会盘算的，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会把一切都安排的很有效率。浙江大学对农户连续的跟踪观察发现，农户在进行家庭资源配置上，其行为是完全理性化的。所以李昌平在给总理的信中说，“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种地效益低，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改变了种植方式。农民对于效益的追求使他们在土地的使用方式上更偏重“经济再生产”，对土地的投入明显不足。更多的农民选择了兼业的行为，他们利用剩余劳动力、资金和自己的专长来获取更多的货币收入。耕地经营已不是农民的主要业务了，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1978年非农收入仅占农户家庭收入的11.3%，到2002年已经上升到65.2，而且务农收入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非农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许多原来不兼业的农民也开始兼业，更多的兼业农民则完全脱离农业生产。

2.农业生产辛苦是重要原因

    目前大部分农村依然沿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生产过程中以精耕细作、小面积经营为特征，以人力和蓄力进行耕作，采用农业和人工措施或者使用一些农药进行病虫害防治。这样的的传统生产方式，不仅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而且导致农业生产的过程十分艰辛。由于传统的农业是小面积经营，完全依靠人工的精耕细作，在这里，机械的使用率基本为零，众多的农业生产者依靠人力，从事着犁田、播种、田间维护、收割等一系列的生产活动。从事了农业生产，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家常便饭，这对于在从农业饥荒中走过来的农民来说，或许还能被认为是“幸福”生活，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可以不饿肚子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另外一种生活可以选择的时候，这样的生活、生产方式，及其产生的艰辛便不再有任何吸引力了。

而且，由于国家对于农村的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很低，农村的水利和基础设施很落后，农民不仅要承受繁重的劳动，还要承受巨大的自然灾害的风险和市场风险。因为一场大雨或者干旱可能会使一年的劳作化为乌有，也有可能是一年的辛勤换来了丰收，但是却没有提高收入。这样的生产状况，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想方设法要摆脱，对于未来的年轻人则毫无吸引力。

（三）“农民荒”产生的潜在原因

1.青年人务农意愿低

根据笔者对陈集村的调查和相关机构的调查显示，目前农村务农的主体是老人和妇女，且年龄结构偏大。一代农民工在80年代国家放宽农民进城限制之后，“能进城的基本上都进城了。”有相当一部分人难以割舍对土地的情怀，再加上目前国家农业政策的改变，务农相对还有一些收入，他们选择了兼业行为。一方面在城市务工，增加家庭的收入；一方面在农忙时返乡从事农业生产。这是目前维持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我们担忧的“农民荒”问题没有完全凸显的原因。但是，十年或是二十年之后，当目前的老人和一代农民工老区，不能再种地，他们的后代，也就是目前的80后、90后能不能继承父辈事业，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任，让我们不得不对“20年后，谁来种地？”产生了大大的问号。就目前的调查来看，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十分严重。青年一代农民的思想较之父辈产生的很大的变化，不愿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芦炎、史云静等对河省农村青少年务农心理的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73个农村青少年中，明确表示不愿意务农的有64人，没有明确表态的4人，明确表示愿意务农的5人。这些农村青年为什么对养育他们的农村没有一点眷恋，一心向往城市？对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一、社会和家庭舆论压力。农村青年外出务工有时也是一种无奈之选。“在家种地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我的理想就是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在农村没什么发展前途。”当前社会消费观念已经深入农村，人们的金钱观念发生了变化：“什么都要钱，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在我们崇尚消费的时代，一方面农民的收入低；一方面又面临消费的压力。“家里没有盖好房子，是娶不到媳妇的。”物质的消费已经改变了农村人的观念，一切向钱看。在农村从事低收益的农业劳动，往往被人看不起，认为是没本事的人才种地。二、青年人普遍认为农业生产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在农村干活太辛苦了，天天盯着太阳。”农业生产的艰苦环境，是从小就生长在农村的孩子看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他们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要好好学习，脱离艰苦的农业生产。“随便打个工，挣的钱都比种地多。”这已经成为农村人的共识。三、缺少农业生产技术。青年人普遍认为自己不具备务农的能力和技术。这些青年从一出生就很少接触农业生产，他们的成长轨迹就是上学，有的考上大学、参军，或者有的是辍学到城里打工。父母一般也很少要求子女从事农业劳动。笔者调查的陈集村，青年人基本上没下过地。“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家地在哪里。”在根本上还是靠经验的农业生产地区，农村的青年一代基本上都是“农盲”。四、初级群体成员的影响。初级群体是农村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亲密关系联系群体，群体成员间互相影响。而且青少年模仿心理普遍存在，表现为以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重要依据。很多青少年并不明白自己的医院，知识看到周围的伙伴都不从事农业，那么他们认为自己不从事农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笔者调查的陈集村就有一位青年这样说：“现在陈集好多人都发了，看看王老头家盖的房子就知道了，几十万块。在农村干什么能挣到这么多钱啊？靠着外头儿子和女儿打工挣的钱。”还有的女孩子认为：同村出去打工的小姐妹，回来都穿着时髦，还染黄头发，搞的很洋气。把我们这些没出去的弄得没心思了，天天想到外边去。

2、环境的影响

现实的环境和群体的影响，使绝大多数的农村青年，不愿种地，想进入城市工作。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上国家、地方和家庭为农村青年未出务工提供了较好的外出条件，于是农村青年“离土离乡”的愿望水到渠成。青年农民进城的条件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农民进城务工一方面可以利用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城市化服务，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农民的收入，环节农村的贫困状况，进而扩大内需。从国家到地方都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国家不仅放松了户籍制度下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更是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对与农民在城市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是积极解决。温家宝总理甚至亲自为欠薪农民工讨薪。地方政府也积极行动，一方面为农村进行大规模的职业技术培训，一方面积极发布各地招工信息，提供就业信息。农民工在城市工资待遇不断提高，工作环境改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这些都鼓励着青年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去。二、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形成了初步的社会分层。早期外出务工的农民，他们得到了物质上的丰厚回报，这增加了他们对于子女外出务工的信心，他们更乐于对子女外出务工的投入。这些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也改变和丰富了农村原来的单一的社会结构，是农村社区中分化出了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社会分层，形成了巨大的对照的反差，也刺激了农村的青少年，坚定了他们外出务工，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决心。三、家庭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刺激和农村消费环境的影响，使青少年的家长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近年来大学扩招，大量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或工作待遇低，“读书无用论”在一些地区从新抬头。父母们不再把读书看做孩子的最好出路，对于孩子的学习，再也没有“砸锅卖铁”的决心了。而是采取放任的态度，能上就上，不能上，外出打工也是一条出路。

农村青年在社会、家庭和同龄群体的影响下，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断绝了务农的念头。国家、社会和家庭推波助澜，为青年农民外出务工创造一系列通畅的途径。青年农民于是“离土离乡”，与农业生产不再有关系。

（一）新型农民是解决“农民荒”的基础

 从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来看，老龄化和女性化严重。农业生产逐渐由原来的精耕细作变成了懒人农业，抛荒和隐性抛荒增多。从农业长远的发展来看，农村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从事兼业的农民逐渐放弃了农业兼业行为，作为未来农业生产集成力量的青年一代务农意愿低。目前，在农业机械的使用和兼业行为的支撑下，劳动力短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但众多的调查和研究，已经证实了潜在的危机。任由这一现象的持续发展，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如何在危机真正到来前，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来消解这一危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鉴于以上的调查和分析，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解决“农民荒”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村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在目前劳动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改变目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逐步迈进。而建设现代农业，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素质，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1、新型农民的概念界定

培育新型农民，无论对于目前的“农民荒”问题还是我国的现代农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新型农民的培养首先要从理论上界定清楚什么是新型农民，概念不清，则新型农民的培育无从谈起。

当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新型农民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在此以后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十七大报告都沿用这一说法。这里中央文件提到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其中“有文化”是指至少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文字表达能力；“懂技术”是指掌握一项到多项生产技能，并愿意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勇于尝试新技术；“会经营”是指能合理的配置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和参与市场竞争，并获得较高的收益。这是中央文件中对新型农民的内涵的描述，学术界众多学者赞同这种界定，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型农民的内涵还需更加丰富，房彬在总结学者对于新型农民的基础上认为，新型农民不仅应该具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还应该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和现代观念。

这样，我们就可以基于新型农民的内涵来判断一个农民是否属于新型农民。新型农民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有些指标我们可以定性的来描述，比如这里的“会经营”，我们就只能只能进行定性描述，而看一个农民书否具有“现代观念”只能根据他的言行来判断。有的则可以定量，用量化指标来判断，比如“有文化”，我们可以根据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即教育年限来衡量。但是是否一个农民要具备所有新型农民的内涵才可称得上是新型农民呢？也就是一个农民必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和现代观念？当然不是，我们学理上探讨的新型农民的概念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典型意义上的新型农民，现实中是很难找到这样的新型农民的。但是，到底新型农民应具备哪些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而有文化必须是成为新型农民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新型农民的重要标志。

   2、培养农村的新型农民

培养新型就是培养未来现代农业的主体，新型农民的出现是顺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趋势要求而出现的。能否有一批合格的新型农民，来承担起我国的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对于我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虽然国家和学界很早就意识到新型农民培养的重要性并着手行动，但就总体上来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培训的规模小。就全国而言，参加系统培训的农民不足10%。其次是还有一些地方对于新型农民的培养不够重视，特别是忽视在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培训。往往认为，这一群体面广量大，对这一群体的培训存在畏难情绪。最后是投入不足。各级财政对于农民的培训都存在投入不足的情况，没有足够的资金支出，新型农民的培训工作步履维艰。针对当前新型农民培养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综合现有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建设。有文化是一个农民成为新型农民的基础和前提。舒尔茨强调，“改进穷国人福利的关键因素不是在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知识水平。”[9]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教育现状不容乐观，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3%，初中的占49%，小学及以下占38%，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7%。如此的文化素质严重制约了农民对于新技术的理解和掌握，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为此，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可以为培养新型农民打下坚实基础，也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培养有力的建设主体。

（2）做好农民培训项目。新型农民的另一个重要素质就是懂技术，现代农业已经不同于传统农业。不在依靠代代相传的经验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优良的品种、先进的农业机械以及先进的管理方法。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用于把新知识带给农民的支出也许是任何一个贫穷的农业经济中能够做出的生产率最搞的投资。农村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取决于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所以，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这里的素质包括知识与技术素质和人文综合素质。其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增强农民的科技创收能力最为关键。对于增加农民的科技素质，目前就有较好的项目，比如绿色证书培训和“新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这些项目和工程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参加培训的农民和青年人的科技素质。在目前对于新型农民急需的形式下需要继续扩大培训范围，提高培训学员的技能。

（3）提高农民经营管理能力。新型农民不仅需要我们所说的知识和技能，还必须具备驾驭市场的能力。有人说新型农民就是“农商”，他们以需求指导农业生产，又以新产品指导市场，他们是以商业活动为舞台的新生产者。传统的农业生产，农民缺乏抗市场风险的意识。现代农业需要农民有更强的地域市场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民具有开拓先进生产经营和管理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民“太多”、“太弱”、“太散”的局面。农民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需从提高农民的“四化”、“两结合”的水平出发。“四化”是指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和农产品的市场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和经营规模，才能有效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力和低于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规模化一定要以生产的标准化为基础，一定要按照严格的技术标准、操作标准和质检标准来进行。农产品的市场化主要是农户或者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之间形成龙头企业--批发市场--配送中心--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完整的产销链条。“两结合”是指农业要和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相结合。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支撑，农业要依靠先进的生物技术，这样才能培育出优质、高产、高适应性的新品种。另外现代农业还要依靠现代农业工程技术，这将使农业的发展突破自然资源和气候的局限，提高人们对农业生产环境的控制能力。

（4）注重道德、法制教育。新型农民不仅是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农民，而且更是现代公民。必须摒弃以往的落后意识和思想，更要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和法律知识。一方面要深入开展农村普法宣传，是农民明确基本的权力和义务，能够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这个过程中，强化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自觉。另一方面，严厉打击黄赌毒以及封建迷信犯罪和偷盗行为，教育群众相信科学，形成文明的生活作风。贺雪峰在《乡村的前途》一书中，就希望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将农村建设成为环境优美、人际关系和谐、娱乐文化丰富的社会共同体（贺雪峰，2007）。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农民过上的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样的环境才是能吸引农民安心留在农村的环境。

（二）政府政策是解决“农民荒”的保障

1、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根本

解决“农民荒”问题，仅靠社会的关注和呼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对于“农民荒”问题，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是根本。笔者认为这里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1）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是实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统筹，就是兼顾各方，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统筹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建国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相当普遍的地方只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注重社会的发展；只注重城市的发展而忽略的农村的发展。对于过去发展思路的反思，既要总结经验也要吸取教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取得了翻天复地的大发展。我们已经达到了小康社会，但是这是一个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社会。我们一方面要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积极继承好的方面，另一方面要对低水平、不平衡和不全面的方面进行反思。几十年来，我们在一些地方没有做到全面协调，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只顾着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农村。导致现在城市发展的好而农村却发展缓慢。所以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树立以人为本，实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这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知道思想。

（2）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其中前六年即1978~1984年发展最好。1985年后改革的重点转到了城市，农村的第二步改革不了了之。农村改革主要是要实现两个转变，第一个是要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第二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是改革的几十年里，发展很不平衡，差距就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速度。农村的改革从1985年开始就基本停止了，土地问题、信贷问题、户口问题和流通问题就被保留下来了。

（3）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怎样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首先要以经济为中心，必须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社会才能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目前的城乡关系来说，城市还是重点，城市化还是关键，只有城市发展了，城市化率提高了，才能发展农村。否则，发展农村，提高农业生产率，多出来的农民到哪里去呢？只有提高城市化率到城市里。三农问题要解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就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就农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就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很多问题的解决是在问题本身之外。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思路走，不仅“农民荒”问题能得到解决，三农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2、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是必要条件

长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导致了农村相对城市的贫穷，也导致农业的凋敝和发展缓慢，农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可以稳定农村经济，扩大农村消费，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首先，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要大幅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农业的比例，新增国债使用向农村倾斜。大幅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耕地占用税提高后所得收入全部用于农业。

其次，继续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农业税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种地积极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收入占农民的家庭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必须相应不断提高农业补贴。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供补贴标准，实现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全覆盖。对购买农机具的农民要补贴，将先进适用、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服务到位的农机具纳入补贴，这样鼓励农民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最后，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水平。国家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政策调整，灵活运用多种手段，努力避免农产品价格下降，防止谷贱伤农，保障农业经营收入稳定增长。国家应该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种粮农民的收入。

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是许多国家在针对农村劳动力要素大量外流，农村要素资源短缺情况而采取的一致措施。日本针对农村劳动力外流，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每年农业补贴总额在3万亿日元以上，农民收入的60%来自政府补贴。2000年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而同时期的农业产值只占1.1%。在农田水利建设补贴中，20%用于大型公共水利设施建设，80%直接投入农田基本改造。”[10]对于农业发展水平高于我们的其他国家，在针对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发展问题所采取的有效措施，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借鉴。

3、建立新的土地制度是最终结果

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形成于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民公社，有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急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管理水平的一种较好的形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广大的农村，进城打工成为潮流，一批又一批的农村青壮年走出农村涌向城市，“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农村青壮年的大量流出，导致农村劳动力锐减，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劳动力的缺乏大量的田地撂荒，农民兼业化现象普遍。这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一部分农民承包土地面积过小，难以实现规模经营。虽然有一些外出务工的人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以“口头协议”的方式委托他人代耕，但是受拖户由于这种不确定的承包关系而不敢投入。面对这种情况，在承认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前提下探索有利于土地积极流转，提高土地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是我们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迫切要求。

当前在土地流转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于国家的政策宣传不到位，群众对于土地流转的认识有待提高。大多数农民对于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的认识模糊，满足于小富即安的现状，小农思想严重，观念陈旧。绝大多数农户宁可粗放经营或让土地闲置，也不愿转包他人耕种。二是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对于权、责、利不明确。大部分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简单，没有书面合同，一旦发生纠纷，无法从法律上进行解决。合同不规范使流转的土地存在很多隐患，这也影响了其他农村土地流转的意愿。三是政府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全的管理体制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目前的土地流转大都是群众的自发行为，缺乏约束力和规范性，这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承包经营全流转的速度和规模。四是土地集中成片流转难。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村的土地非常分散，往往一两户农民就能影响一大片土地的集中流转，从而制约了规模化经营。五是资金匮乏。大面的承包和经营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如果没有单款担保而土地又不能贷款抵押，严重的资金匮乏致使规模难以扩大。六是缺少规范的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和市场。以至于想对外流转土地的农民和想承包土地的农民无法顺利对接，影响了土地流转的效率。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势在必行，所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让、转换、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党顺时代发展而对农村土地经营做出的探索，我们应当以此为指导，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为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广泛向群主宣传国家对于土地流转的政策，是他们了解政策、打消顾虑，引导农民搞好土地流转。二是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当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存在书岸边垄断现象，交易成本高。为此，必须建立完善的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三是完善土地流转的配套措施。对于有重点项目重点扶持，对于能切实带动农户增加收入的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从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扶持。健全农村就业、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使农民土地流转无后顾之忧。

（三）解决“农民荒”的外部条件

1. 社会资金的支持充足

陆学艺先生指出“现在的农业问题不在农业本身，农村问题不在农村本身。”[11]那么，当前的“农民荒”问题的解决出路也不完全在农村和国家，引进社会资本，让其参与农业发展，是解决“农民荒”问题的有力外部推动力。在国务院《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政府支持、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强化政府支持作用，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力度，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凝聚各方面力量，合理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不仅如此，在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鼓励“资本下乡”。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12]社会资本的进入，可以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科技和装备，并且可以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这对于传统农业的改造起到了强力的推动。但是，鉴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国家不支持、不鼓励工商企业大面积租种农户承包耕地。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合理引导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主要采取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订单农业等方式，重点发展城市工商资本在种养殖业的产前和产后的服务、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和“四荒”资源开发等比较适合企业化经营的产业，通过城市工商企业的参与，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2. 人才的引入机制通畅

“农民荒”问题一再提示我们，人才作为生产力中的最活跃因素，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就是人才资源。目前的“农民荒”现象不仅说明农村缺少种地的农民，更说明农村缺乏会种地、善种地的新型农民，也就是说农村缺少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才，人才资源的短缺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瓶颈。当前农村的人才资源现状不容乐观。首先表现在农村自有的劳动者素质偏低，外来人才少，很多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农民都大量涌向城市，这使得农村现存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比较低，包括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都比较低。近年来虽然出台了不少鼓励人才下乡的政策，但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多优秀人才都不愿选择农村，农村外来人才的存量还是相当少的。其次，农村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且仍在持续中。许多农村特别是是偏远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力度还在逐年增大，少有文化、有技能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实现了劳务输出。全国政协委员邵国培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现在每次到农村去，都痛感农村空了，青壮年走了，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妇幼。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有进城的单向流动，这种人才状况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后，农村人才结构不合理。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等影响，农村所需的人才类型有一定范围限制。目前农村最需要的是：财富型人才、知识型人才、营销型人才、市场管理型人才。目前村官总数达到13万人以上，但是涉及金融、保险、医疗及法律专业的人才却很少。

农村优秀人才引进难且流失严重，究其原因还是引进激励机制不完善造成的。要让优优秀人才“下得去、住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就要建立合适的人才机制，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较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首先要构建内容丰富的精神激励机制。给他们以情感上的温暖，让他们觉得每一个身边的人都是他们的亲人，让他们感觉在农村工作是快乐的。其次要构建个性化的环境激励。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平台，要给他们一个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舞台，对于农业技术型人才来说，他们不仅要发挥自己的技能优势，还要带动全部农民提高农业技能，这没有大量的具有规模的农业项目、实验基地是难以实现的。最后，要构建有竞争力的薪酬激励。农村难以留住人才，最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农村的贫困，薪酬对于吸引优秀人才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所以一定要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确立适当的加薪因素。

“农民荒”问题关系着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也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系统科学的研究“农民荒”问题，详细了解其发展的现状、特点和影响，进而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城乡发展的互动中找出其产生的生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对策，是我们面对“农民荒”问题应由的态度。本着这个对待问题的态度，我们不仅能解决“农民荒”，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实现我国农业的跨越式发展，使我国的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提高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于是本文选取了笔者家乡一个普通的村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和结构及半结构访谈的结果发现，目前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状况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年龄上有老龄化的趋势，在性别结构上有女性化的趋势，在文化上表现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综合笔者在陈集村的调查和国内对于“农民荒”问题的相关调查材料，清晰的反映出当前农村劳动力缺乏的状况。综合分析，笔者提出“农民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城乡的“二元”结构因素、务农经济效益低下和农村青少年观念的改变等原因。综合分析相关研究，笔者从社会结构、政府和企业等方面给出了对策，“农民荒”问题的解决要靠全社会各方面的合理才能解决。“农民荒”问题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农民荒”问题的解决必然也会引起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对于未来的乡村，笔者想起了孟德拉斯在其《农民的终结》20年的跋中描述的经过30年转轨后的法国乡村：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来，如果城市离得相当近的话，他们甚至会在乡下定居。退休的人又返回来了，一个拥有20户人家和若干处第二住宅的村庄可能只有两三户是经营农业的。这样，乡村重新变成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他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场所。

“农民荒”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农村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期之后，会重新获得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鉴于笔者的能力有限，在当前农村的劳动力现状和“农民荒”问题的现状描述上可能不尽全面、准确和详实，在对其原因的分析和对策的提出上也不尽全面，还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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